记者2月25日在《南方日报》深读版刊发的稿子《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》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。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—西部、故乡—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，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。

　　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。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，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，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。

　　记者发现，这种一线城市中的“大都会乡愁”，不仅仅是一种情绪。

　　优越感、归属感、安全感齐齐消褪，都市光环黯然失色，压力大、强度高、焦虑多一同抬头，返乡潮暗流涌动。一种苗头正在出现。

　　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，倾听大都会居民“更有尊严”的诉求，更窥视经济、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“青萍之末”。

　　“回乡发展”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，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“退潮”？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、城乡格局变化？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？

　　流动

　　“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，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”

　　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，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，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“回家乡发展”。然而，在一些一线城市，“回乡发展”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，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。

　　日前，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。

　　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，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，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，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。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，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，租一个小屋，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。

　　郑婷说，从2年前开始，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。今年回家感触很深，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，小日子过得不错，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，考虑再三，就决心回家了。

　　郑婷只是一个个案，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。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，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，“回家发展”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。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，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。

　　事实上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，落后地区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，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。两相比较之下，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，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。

　　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，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，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，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，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。

　　而那些刚毕业、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，则更没有羁绊，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“临时看看随时走人”的态度观望。

　　而这其中被称做“蚁族”的一群，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，更倾向于“爬离”大都会。在本报关于广州“蚁族村”的调查中，化名“七夜”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。”而他的方向，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，安家落户。

　　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。

　　在北京，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，她在2009年底举家“逃离”北京迁往成都，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，户籍制度、房价畸形、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。

　　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。春节前后，在朋友圈里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，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，有在上海工作的，有在广州工作的，也有在深圳工作的。

　　迁徙

　　从当年的“百万大军下广东”到如今的“回乡发展”

　　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，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，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，是对“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”的一次“反攻倒算”。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，伴随着“分配工作”和“铁饭碗”制度的打破，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，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，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。

　　“出去闯荡”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，“百万大军下广东”、“闯深圳”、“闯珠三角”、“闯长三角”……一时间，哪里的经济最热，人才就流向哪里。